广西南宁蒲庙镇上演花婆节民俗庆典

增减挂钩政策本身也构建了一套包括实体与程序在内的利益平衡机制，以期达到新的平衡。

大规模、多频次地使用违宪概念不符合我国制宪者对违宪概念的传统认识。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大量本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性法律和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历次修改也使得刑法修改可能超过了宪法所规定部分修改的界限，引起了若干学术上的探讨，[75]但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权配置上并不会作出违宪的宪法判断。

[56]需要注意的是，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认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交通事故时可以查阅、复制当事人通讯记录的规定不符合保护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原则和精神的表述是值得品味的，虽然提到了宪法规范的内容，但没有违宪的表述，只说不符合相关原则和精神，似乎是在故意回避直接使用违宪的表述。如在执行中需要作部分调整时，必须按照《宪法》规定，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相较于明确认定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长久以来对于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判断显得含蓄得多，而且十分隐晦。[22] 第二，在制宪过程中，从宪法规范之间的冲突关系谈违宪问题。[32]《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5]，第191、193页。

有的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权对提请任命的人选未予批准竟受到指责，等等。[89]参见彭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90)，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0—1991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97-98页。[70]更可以作为证据的是，针对极富争议的收容教育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18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虽然指出启动废止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也同时声明作为收容教育依据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制定程序和内容均符合宪法规定。

[17]《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5]，第164页。违宪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存在，需要通过公开的宪法判断，不断进行实践积累和经验提炼，才能够进一步实现理论上的体系化。比如，1984年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提出实行政企分开、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二、制宪者对违宪概念的认知过程：一个简要回顾 对于我国宪法实践中的违宪概念认知，首先应当从制宪史料中寻找线索，观察制宪者理解这一关键概念的法治逻辑与政治逻辑。

除此之外，彭真还从避免争议和误解的角度，对宪法起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第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隐性的宪法判断限制了我国宪法判断的类型化。

[28]这种思路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宪法文本能够取得共识，也为未来处理宪法争议、理性分析违宪概念的内涵提供了重要思路。[9]参见翟国强：违宪判决的形态，《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77-93页。参见刘政、程湘清：《人大监督探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134页。违宪作为一个高度敏感和复杂的概念，在不同时空有着不同的内涵，带有强烈的实践性、本土性和时代性，单纯靠比较研究和理论阐释恐怕无法触及我国宪法实践中违宪的核心内涵，也无法取代本土实践基础上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提炼。

[53]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对这一表述提出反对意见。[16]1982年11月，彭真在谈到宪法的宣传问题时，更是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经验视为制定宪法的重要依据，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现在的宪法、刑法。改了可能引起问题的，不改，[25]坚持宪法起草不搞不必要的创新，注意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争论，[26]要避免误会，[27]只写那些成熟的，定的下来的东西。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大量本应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性法律和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历次修改也使得刑法修改可能超过了宪法所规定部分修改的界限，引起了若干学术上的探讨，[75]但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权配置上并不会作出违宪的宪法判断。

[48]在1990、1992、2011、2015、2016年的工作报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类似的表态。[49]201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总结五年来的监督工作时，也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法规备案审查中发现的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问题，及时与制定机关加强沟通、提出意见，督促自行修改或废止。

[58]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载《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1日，第1版。那么，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过程中，对违宪的界定就应当根据经验作出制度性安排，将一些宪法争议排除出合宪性审查的辐射范围，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合宪性审查的制度资源，减少合宪性审查的阻力。

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要认真监督宪法的实施，主要是对那些关系国家安危、国计民生的重大违宪事件进行监督。第三，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但长期存在的重要制度与立法不是违宪。马识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亲历了一些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处理违宪违法事件的过程。[88]通过对违宪的狭义界定，固然可以缩小实践中违宪的范围，但也意味着合宪的标准并不高，合宪的判断结果并不否认合宪性瑕疵或者违宪因素的存在。基于以上情况，笔者试图从我国宪法实践中对违宪的概念进行经验分析。尽管在审议法律草案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包括原来的法律委员会)针对法律草案中的部分条款，会作出没有宪法依据与宪法不衔接与宪法规定不一致不妥不宜的判断，进而修改法律草案，但是却从未用违宪违反宪法评价过法律草案。

[28]《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5]，第113页。根据《宪法》67条第(5)项的规定，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必要的部分调整，调整方案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批准。

在实定法意义上，宪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也是特定政治价值和意识形态重要的正当性来源。[25]《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5]，第106页。

再比如，《宪法》上并未赋予中央军委立法权，在《立法法》颁布前，《国防法》率先赋予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81]当然，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透明度的提高，我们终于能够接触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具体的宪法判断细节，但想要通过有限的素材提炼出体系化的违宪理论体系，还需要很长时间。

凡属直接控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决定和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违宪违法情节严重的，由常委会责成有关部门查清事实，进行处理。摘要:  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需要认真对待中国语境下的违宪概念。但是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国务院法制局的工作人员发现要求规章向国务院备案缺乏直接的上位法依据。二是2014年修改《预算法》时，根据《宪法》95条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删去了1994年《预算法》中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不具备设立预算条件的乡镇，经省级政府确定，可以不设立预算的规定，维护了《宪法》规定的基层人大的预算监督权。

[75]参见章乘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关系检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40-46页。[90]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宪法实践中，虽然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运行对违宪概念的依赖度很低，但是，严肃地将违宪视为一条红线，对于防范违宪的发生，避免重大的政治事故具有重要意义。

[60]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当时宪法还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修宪势在必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承认：宪法必须修改，不改不行了……如果不这样修改，大家搞市场经济，岂不是违宪了？[61]但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修宪共识也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积累的，修宪本身就意味着不能用宪法来约束改革，而只能用修正宪法的方式来为改革打开道路。所以，上述讨论恐怕也不足以回答：中国当下的宪法实践中到底有哪些真正涉嫌违宪的难题？应当如何解决？只有直接面对我国宪法实践中的违宪问题和现实存在的违宪风险，才能够使合宪性审查工作真正有的放矢。

[77] 再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确保法律与宪法相一致，也并不意味着修改之前的法律是违宪的。[18]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

正如彭真在1989年5月强调：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来统一思想。[91]陈丕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1988)，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8—1989年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事实上，这种反思一直持续到了八二宪法通过之后。[82]但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实践中，对于存在违宪嫌疑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用不成熟不妥不适当等方式替代违宪的宪法判断，或者用文字性修改回避实质的宪法判断。

[73]参见邢斌文，见前注[70]，第98-103页。这表现在：首先，违宪与违法认定结果的绑定，意味着宪法规范极少有独立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从公开的文献来看，彭真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违宪概念进行了论述： 第一，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来认识违宪概念。邢斌文，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7年反右前夕，《人民文学》曾发表了一篇名为话说‘违宪的短评，提出思想上的讨论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动辄以违宪为由定性人民内部问题、打压讨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3]但是从逆向的角度来看，什么是违宪终究是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过程中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之一，不过由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关于违宪的内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始终没有深入探讨并得出清晰的答案。